应对气候变化“灰犀牛”，有赖政治气候改变

中国北方近来遭遇罕见高温天气，历来适合避暑的京津冀地区，6月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，进入“炙烤模式”。而在太平洋另一边，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到佛罗里达海岸，多地也持续遭遇热浪侵袭。人们意识到，高温已不是赤道国家或南方地区专属，而是全球新常态。
去年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炎热夏季，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的大范围高温天数长达79天，高温事件综合强度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强，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一个月内缩水近70%。欧洲遭遇了堪称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至少1.5万人死于高温。世界多国刷新高温纪录，拉闸限电、热射病、山火频发，成为2022年难以磨灭的地球记忆。
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《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》指出，去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摄氏1.15度。而2015年12月达成的《巴黎协定》，设定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工业革命前水平相比不超过2度，理想目标是控温在1.5度以内。
温度升高2度，将对许多沿海大城市构成长期威胁，中国的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和台州首当其冲。除了威胁人类生存，气候暖化亦会重创农作物，加剧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。
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《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》，将“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事件”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十大风险中的第二位，并指出在未来10年，应对气候变化不力是最大的风险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，与1971年第一次达沃斯论坛举办时相比，如今瑞士达沃斯的雪量已减少了40%以上。

倘无中美协调，全球气候治理成空话

气候变化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，而是一头已经闯进人类现实生活的“灰犀牛”，个体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威胁。但这头“灰犀牛”还没有站在聚光灯下。
地缘政治、经济复苏、安全危机……每一项都是这个时代的显性议题；惟气候变化速度之快，提醒人们必须重新排序议题的轻重缓急。应对“气变”，已成为既“重”也“急”的事项。
减缓全球气候暖化速度的最有效方法，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。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，中美合起来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40%以上。这意味着没有中美的协调合作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一句空话。
早在2003年，中美就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。2014、2015年中美共同发表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、《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，为《巴黎协定》奠定良好基础。然而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发生变化，中美博弈加剧，两国关系急转直下，气变合作在磕磕碰碰中进展，但始终缺乏内在推动力和有利的政治环境。去年8月，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“窜台”，中方随即宣布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在内的8项反制措施作为回应。两国“气变合作”因其他“绊脚石”而被迫中断，殊为可惜。

应对窗口期愈来愈窄

笔者以为，以美方精确的“三分法”看待中美关系，将气候变化单拿出来归于合作方面希望继续推动，而在其他领域继续遏制中国，并不现实。综观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史可以清晰看到，在“气变”问题上的合作程度与两国关系好坏呈现正相关。
虽然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（Elon Musk）提出火星移民计划，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地球仍是人类的首选家园。面对气候变化，每个国家都在一条船上。美国国际政治学者Joseph S. Nye指出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生态相互依存方面，使物理和生物法则脱钩根本不可能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些跨国问题。
“气变灰犀牛”加速到来，留给人类应对的窗口期愈来愈窄。脱钩、断链、分化的政治气候，必然不利于合力解决问题，并折损各国在攸关人类切身利益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。据传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（John Kerry）有望近期访华，COP28（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28次缔约方会议）将于今年底举行，中美两国的气候政策和政治互动面貌，具有全球影响。说到底，生态气候的改善，最终还是有赖于政治气候的改变。